张胜泽：（《红岩》原主编） 我们现在有个观念不好，总觉得编辑比作家低一等，有的编辑出书，都不愿提自己编辑这个身份，而只愿意称自己为作家。这样的观念造成了很多人不愿意当编辑，当编辑的人不愿意卖力。我希望宣传部和作协能重视这个问题。因为一本刊物能不能办好，编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现在很多老编辑退休了，年轻编辑能否拥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，能否做到甘愿为他人作嫁衣，这是值得关注的。第二点意见，众所周知，现在文学很不景气，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不用我说大家也清楚是怎么回事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《红岩》杂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阵地，千万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，也千万要经受得住市场的冷落和金钱的诱惑。最近我感觉到，我们的文学存在“低俗化”倾向，包括一些名牌刊物也难免受到影响。相比而言，《红岩》还算好的。然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想我们只要坚持“宏扬主旋律，提倡多元化”，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，就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了。第三点，我希望宣传部和作协能重视年轻编辑的培养，要多给他们提供机会。 

　　李耀国：（《红岩》原副主编）首先感谢《红岩》颁给我们的编辑荣誉奖。前段时间宣传部召开了一个影视创作会议，谈到重庆没有好的编剧。我认为编剧首先要具备的就是文学的功底，只有先把文学的工作做好了，才谈得上其它。回顾历史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，《红岩》确实为我们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很多电视剧都是由《红岩》上的作品改编而成的，有的还获过大奖。因此，要重视我们的这块阵地，要重视对《红岩》的扶植，还要重视对编辑的培养。 

　　周晓风：（重庆师范大学教授）去年，《红岩》有两件事值得注意：一是“红岩文学奖”的设立，二是《重庆评论》的创刊，这证明《红岩》一直在兢兢业业地作着自己的事情。在全国文学刊物很多都走向市场化的时候，《红岩》却一直坚持纯文学的道路，这是十分难得的。在这里，展望未来，我想《红岩》应该有一个明确定位，我们花几年时间，争取成为全国地方主办刊物的前几名。这当然需要领导的关怀与支持，也需要宣传部的重视。希望给《红岩》提供更多的空间，充足的经费，给《红岩》更多的主动，更开阔的视野，把《红岩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 

　　王本朝：（西南大学教授）长期以来重庆缺乏文学批评的阵地。《重庆评论》的创办会为重庆的文学提供一面镜子或是参照系，这样作家们就不会盲目自以为是，不会自恋与自夸。我们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研究队伍来讨论我们的创作，希望宣传部能提供更多的经费，在编辑队伍，在刊物质量上，在栏目策划上，在刊物的推广和影响上下功夫。我们争取用五年时间，让《重庆评论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或是CSSCI，这样来稿量就有了保障。这应当是我们的一个追求。 

　　希望《重庆评论》增加一些规划性，要有全国性的眼光，不能仅仅把它办成一个地方性的刊物。就我多年来对重庆文学的观察，它在胸襟与眼光上是存在欠缺的。最后祝愿《红岩》与《重庆评论》成为重庆文学的两翼，能够飞起来，能够立起来。 

　　莫怀戚：（重庆师范大学教授）今天一来我见到赵晓铃，我真的热泪盈眶，因为我的处女作是通过她，刊登在《红岩》上的。因此《红岩》有恩于我，我也经常想着“报恩”的事情。比如我现在就正在给《红岩》写一篇小说叫《孪生的中提琴》。给《红岩》的东西，我一定尽力写好，而且我建议在座的各位作家不要太势利了，答应给《红岩》的作品就一定要给《红岩》，而且还要写得好。 

　　李元胜：（重庆著名诗人）我觉得重庆文学界最缺的还是“思想解放”。从重庆现在整个的文学状况来看，我们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文本，能够对此时此刻的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有所思考、有所承担的作品确实太少了。现在我们又创刊了《重庆评论》，我希望这本杂志不仅仅是就艺术样式和创作规律作一些讨论，而是应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的阵地。思想没有解放，谈不上真正的创作。如果文学对中国正发生的问题没有真正的担当，就无从谈所谓创作的主旋律。而这一点重庆确实是最弱的，我想一部文学作品要有价值，应当是这一时刻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标签。因此我想我们一方面在向领导部门要投入的同时，也要向他们要宽容。领导部门也要解放思想。 

　　李钢：（重庆著名诗人）我与元胜的看法有些不一样。就我对《红岩》杂志的了解，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它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的。但后来随着各地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，《红岩》在思想解放上就逐渐后退到一个中流水平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想这一局面将要发生改变。作为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个文学刊物，它应该在全国有它很重要的文学地位。针对这一点，我提点具体建议。首先是对文学的认识，我们是否应对过去的文学作一些突破，对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多一些鼓励。在这一点上，《红岩》在重庆文坛是做得比较好的。宣传部应该更宽容一些，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。 

　　蓝锡麟：（重庆市文联原党组书记）我想先谈一下长篇小说《红岩》。毫无疑问，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在现代文学史中是一座高峰，它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。然而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回头再审视这部作品，难道就没有可以对它进行批评的了么，难到就没有反思的可能了么？我认为不是那样，最近几年我在各种场合经常提到一个观点，说重庆的叙事文学，成也《红岩》，败也《红岩》，得也《红岩》，失也《红岩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近几十年来，在《红岩》所取得的成就的光环下，作家们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三个认识上的误区：一是重大题材决定论，二是中心任务唯一论，三是现实主义旗帜论。在这三论的影响下，近几十年我们的叙事文学，应当说迷失得太久了。因此，现在是一个应当认真分析长篇小说《红岩》成与败，得与失的时候了。这部经典，哪些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，哪些在现在的文艺创作中恐怕还需要避免。我丝毫没有否定《红岩》作为一部经典的地位，但在今天要解放思想，我们就必须突破。就我对重庆文学的了解，我们在解放思想这一点上，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是有差距的。那么怎么突破，我想是否应当是这样，那就是不要对作家写什么横加干涉，写什么并不重要，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问题，重要的是写得怎么样，才是衡量一部作品审美水平的关键。 

　　强雯：（青年作家）我从一个青年作家的角度谈一下对《红岩》杂志的感受。我知道《红岩》是在我的中学时代，工作后开始尝试给《红岩》投稿，我第一次在《红岩》上发文章是在2005年。2006年第一期的《红岩》又做了我一期的“新锐”栏目，当时我感到很惊讶，确实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也正因为《红岩》的那期“新锐”栏目，使我又接到了北京几家刊物的约稿电话。因此我确实感觉到了《红岩》“新锐”栏目的开设给青年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。后来《红岩》又刊用了我的一个长篇，这又给了我很大的鼓舞，因为《红岩》的平台是很高的，能给一个青年人提供那么大的版面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可以说，我的文学道路能走到今天，是《红岩》助推了我。 　(刘鲁嘉根据录音整理)